作为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,柴麒敏被业内誉为长期深耕气候政策研究的“先行者”。在气候治理领域,他深度参与了温室气体排放方案、气候变化专项规划、“双碳”目标论证等工作,用诸多成果推动气候治理的政策落地。
虽然他研究的领域需要国际视野和实践经验,但与他交流时,语气中感受到的是温润谦和。他不太用复杂的科研数据和政策法规解释问题,更习惯深入浅出地回答关键词。
在他的表述中,气候问题是每个人生活中都会面对的。他一直在尝试把气候治理蓝图,拆解成普通人能感知、能参与的日常——或许是商场里的光伏顶棚,是小区里的节能电梯,亦或是餐桌上的低碳食材。
在他的视角里,气候政策的生命力从来不在谈判桌的文本里,而在千家万户的烟火气中。他跳出了研究员的视角,带着学者严谨剖析变化的逻辑,推动“双碳”目标从愿景走向现实。
中国正在逐步从能源、能耗的强度和总量双控,转向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双控。
过去很多企业把减排理解为成本选项,对财务表现是负担,但现阶段的减排和企业发展完全不矛盾。
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过程中,光伏企业需要寻找更高效、更性价比的产品,更好控制整个系统的成本并配合储能产品,达到系统性的耦合。
碳中和的背后也是创新内核的改变,这很大程度地改写了原有的商业发展和投资模式。产业发展的逻辑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割裂思维,而是融合、协同。
过去十年是极不平凡的十年,中国的绿色低碳新能源产业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——不断向上优化和增长,展现出了强劲的生命力和竞争优势。
其中,顶层设计是极为重要的。2020年,中国提出“双碳”目标(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,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),对相关产业形成了引领作用。
目前,在全球范围内,中国的新能源产业遥遥领先。例如风电、光伏产能占到全球的70%~90%,全产业链中的稀土、钨、镍、锂等关键矿产材料的开采和深加工能力也极强;全球排名前20的光伏新能源企业中,中国企业占据了19个席位;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全球前20名,中国有11家企业入围;在以动力电池为代表的核心零部件领域中,全球十大供应商中有6家是中国企业。
在十年以前,绿色低碳是一个全新的概念,但十年来,这些新能源产业伴随着国家政策共同成长,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创新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中国正在逐步从能源、能耗的强度和总量双控,转向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双控。
去年11月,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,我们宣布了新一轮国家自主贡献:到2035年,中国全经济范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%~10%,力争做得更好。这并非单一目标,背后是对能源产业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除了涉及非化石能源之外,还有核能,以及其他新能源的未来发展。到2035年,非化石能源产业的消费占比要超过30%,对应每年至少增加1个百分点;风电、光伏的装机总量要达到2020年的6倍以上、力争达到36亿千瓦。
初步测算碳排放将下降7%~10%,绝对值下降10亿~15亿吨,相当于两个半德国的排放量。这也将释放新的市场机会——约30万亿元的新增投资,新增约6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。目前,中国碳市场的核心交易品种价格为60~90元/吨,10亿吨对应的减排市场规模约为1000亿元。
过去很多企业把减排理解为成本选项,对财务表现是负担,但现阶段的减排和企业发展完全不矛盾。新兴产业已经培育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,低碳减排推动了一条新的发展赛道,诞生了宁德时代等全球头部的新能源公司。
以传统钢铁产业为例,在碳中和的目标下,产业需要增加电气化程度,从过去的焦煤技术向氢冶金等低排放方式转变,让传统企业通过新技术的部署,实现能源可再生,同时增强国际竞争力。
当下,风电、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已进入平价时代,产业需要规模化发展。在“双碳”目标的引导下,需要大量新型材料,支撑未来能源结构高电气化的变化。工业、建筑、交通等高排放领域将逐步电气化,例如新能源汽车、电锅炉等。
同时,氢氨醇、氢氨等可再生燃料产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。技术在能源结构变化中扮演关键角色,以光伏产业为例,从晶硅太阳能电池到钙钛矿技术不断迭代,三到五年技术迭代周期将带来行业洗牌。
产业发展向好会带来“内卷”,企业需要思考如何在下一个阶段发展,如何避免重复赛道竞争。光伏企业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中,需要选择更高效、更性价比的产品,同时配合储能产品,实现系统性耦合。
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企业将社会责任结构化,将ESG理念嵌入发展全过程,关注国际市场标准衔接与国际话语权。全球碳中和标准超过2000项,但中国企业参与比例不足10%,头部企业需关注标准制定对未来发展的重要性。
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正在重构经济社会底层逻辑。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持续增长,碳中和是黄金赛道,不仅影响汽车工业,钢铁、水泥等传统行业也被赋予新的经济价值。碳中和推动创新内核改变,改写商业发展和投资模式,产业逻辑从割裂向融合、协同转变。